PG电子12月12日的傍晚，位于北京东三环附近的写字楼群已然灯火通明PG电子。潘支明的办公室就坐落在这片灯火辉煌之中，房间内堆满了各种资料书籍。这栋150米高的玻璃建筑，出入着衣着光鲜的白领，在它不远处，就是新央视大楼.
“扭曲的造型增加了建筑的表面积，意味着增加了钢材与玻璃的用量，单从建筑材料用能来说，就违背了节能的理念。”坐在位于17层楼的办公室里，潘支明指着窗外不远处被坊间戏称为“大裤衩”的央视大楼，毫不客气地说道。
这片被称作中央商业区的区域，耸立着北京最高的建筑，聚集着豪华酒店、高档写字楼和昂贵的商场，已经成了游客们来北京必到的新地标。
作为一名在环保NGO工作的建筑节能研究者，潘支明虽工作在其中，却少有“高大上”的自豪感。在他眼里，这些包裹在玻璃盒子里的摩天大楼，意味着巨大的能源消耗。
他的观点在最新一版的《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中得到了呼应。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写道：大量超高层建筑、大量巨大的玻璃盒子建筑、巨大体量的机场和车站近年来成为新建公共建筑中的新潮。一座大型公共建筑单位面积的耗电量，相当于4到8个普通公共建筑的单位面积能耗。
他笔下的大型公共建筑，指的是建筑面积超过两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一系列数据可以佐证江亿的观点。早在2007年，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住建部的公开信息就披露：中国大型公共建筑的面积虽不足城镇建筑总面积的4%，但能耗却占城镇建筑总能耗的20%以上；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年耗电量约占全国城镇总耗电量的22%，每平方米年耗电量是普通民居的10～20倍。
“随着我国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公共建筑的能耗必定还会进一步增加。”江亿说道，“而大型公共建筑则是节能潜力最大的用能领域。”
潘支明曾在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工作过，以前，每年6月份他都会参与节能宣传周，带着印刷的小册子，进入社区向普通民众普及节能环保的理念。他发现，不少人对宣传册上讲述的一栋商场、一栋办公楼每年耗能多少的内容，显现出一脸的茫然。
“当然有的人会对着这些能耗的天文数字发出一些感叹，但事实上，那些一长串的能耗数字，显然没有自家的水电煤气费账单更具冲击力。”他说。
事实上，就像人每时每刻都在消耗能量一样，一座大楼想要维持照明、空调、采暖及其他电器设备的正常运转，常常会以令人咋舌的速度消耗能源，据统计，国内的大型公共建筑，其照明和空调系统每年会消耗上万吨标准煤，每年的碳排放量超过5万吨。这意味着，令全球警惕的温室效应和令国人苦恼不已的雾霾，都与这些大体量公共建筑的耗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据江亿观察,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大型公共建筑增速迅速，新建的大型商业综合体、政府办公楼和机场、火车站，正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蔓延。“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里，新建的大型公建以商业性质居多，而在地方上，比如一些县城，主要的大型公建就是政府办公楼”。江亿告诉记者。
事实上，2005年的时候，一组调查数字曾经频繁见诸报端：我国政府机构年电力消耗总量占全国总消耗量的5％，能源费用超过800亿元，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超过世界头号耗能大国———美国政府机关1999年平均水平的33％。次年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便公布了一份《关于加强大型公共建筑和政府办公建筑节能工作的通知》。这是有关政府部门首次明确出台对大型公共建筑节能问题的政策通知。
如今，点开大红色背景的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方网站，透过建筑节能与科技下面的地方信息版块，依稀可以窥见全国范围内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的成果。“河北节能建筑占总量四成”、“陕西百分制评价智慧城市”、“无锡四措并举推进既有城市改造”、“保定将建大面积高标准节能住宅”……
但在江亿看来，一些怪现象也在这十年里频繁发生。根据每年撰写白皮书期间在各地的考察，江亿发现，有些地方为了获得政府对太阳能光伏、水源热泵、地源热泵等技术措施的财政补贴，即使并非节能需要，也要强行采用这些技术。还有的地方，在新建的大型公建建筑方案还没出来之前，就要求做节能篇，结果提出了一大堆不切合实际的节能方案。
据他回忆，清华大学早期曾以北京的一些机关单位大楼为试点，做一个目的为“帮政府打造一套节能管理工具”的课题，结果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有的单位担心这样会不会让上级政府部门知道自己的能耗高，将来会下达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江亿的学生，参与过这项课题的博士王鑫说，“说服他们花了很大力气，有时候也要看‘缘分’，话都说尽了，对方还是不同意。”
相比于江亿，潘支明如今更多把关注重点放在国际大型公共建筑节能问题的研究上。据他介绍，虽然各国的节能政策都不尽相同，但常见的做法，基本上都是改换节能材料，使用节能设备和降低中央空调的系统能耗。“技术上的东西容易解决，关键是动力的问题。”他对记者说。
2014年4月，他所在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发布了一份题为《用对标与公示撬动建筑节能市场——纽约等城市国际经验的启示》的报告。在报告中，美国的纽约市成为了一个被重点解剖的研究对象。
在2007年以前，这座国际化的大都会有80%的温室气体来自于大型公共建筑的耗能，是全美平均水平的两倍。为此，纽约市长曾亲自动议，要求市长长期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办公室牵头负责解决这一问题，并请来纽约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术团队作为技术支持。
最终确立的改革思路是——依靠立法强制大型公共建筑能效对标和公示，以督促表现不佳的建筑进行改造，提高能效。《报告》称，纽约市政府会将这些信息在政府网站上发布，并在最初3年每年针对对标过程和对标结果发布报告。
某种意义上，数据的公开让节能成为了看得见的竞赛。一次研讨会结束后晚宴上，来自美国的一位参会者向潘支明讲述了数据公示的影响力。这位负责人告诉潘支明，他们曾在全世界范围内，用问卷的形式调查过到底什么因素更有利于促使业主节能的行为变化，结果发现，即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节能政策之下，“同类业主之间能耗排名”的影响力，均超过了“资金的回报。”
“对比纽约市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对标结果，参与评比的建筑得分平均值已经从64分提高到了67分。”潘支明团队发布的报告中写道。
潘支明告诉记者，在中国，这种改革思路尚没有进入政策层面的考虑，而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数据的公开问题。“2000年以前，想了解一栋大楼能源消耗量是多少，很少有人说得清。直到学界开始关注以后，有关部门才开始关注和介入。”江亿回忆道。2004年，国家计划修订《节约能源法》的时候，江亿就曾两次写信给国家相关部委，建议公开大型公建的能耗数据。
直到2007年，这一问题终于被提上桌面。在有关部门的公开文件中，明确提出将在25个示范省市建立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统计、能源审计、能效公示、能耗定额制度。
除了上帝以外，任何人都要拿数据来说线年过去了，令江亿失望的是，作为第一个建议公开建筑运行能耗数据的学者，他自己尚且未拿到过任何能耗监测数据。据统计，截止2012年底，全国已经累计完成四万余栋公共建筑的能耗统计，但其监测数据却依然以神秘的姿态示人。
在清华大学暖通空调专业博士王鑫看来，数据之所以迟迟未能真正彻底公开，主要原因在于当初建设监测平台的时候，对于数据该怎样用，并没有全盘考虑清楚。“住建部颁布的相关制度政策都是约束平台怎么建，需要满足哪些协议和标准。没人关心用的事情，所以数据能不能用，好不好用，都没有及时的检验。”王鑫分析道，“而那些花费了大量资金和力气所得来的数据被采集上来，就只能‘死’在服务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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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的傍晚，位于北京东三环附近的写字楼群已然灯火通明。潘支明的办公室就坐落在这片灯火辉煌之中，房间内堆满了各种资料书籍。这栋150米高的玻璃建筑，出入着衣着光鲜的白领，在它不远处，就是新央视大楼.
“扭曲的造型增加了建筑的表面积，意味着增加了钢材与玻璃的用量，单从建筑材料用能来说，就违背了节能的理念。”坐在位于17层楼的办公室里，潘支明指着窗外不远处被坊间戏称为“大裤衩”的央视大楼，毫不客气地说道。
他的观点在最新一版的《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中得到了呼应。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写道：大量超高层建筑、大量巨大的玻璃盒子建筑、巨大体量的机场和车站近年来成为新建公共建筑中的新潮。一座大型公共建筑单位面积的耗电量，相当于4到8个普通公共建筑的单位面积能耗。
他笔下的大型公共建筑，指的是建筑面积超过两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一系列数据可以佐证江亿的观点。早在2007年，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住建部的公开信息就披露：中国大型公共建筑的面积虽不足城镇建筑总面积的4%，但能耗却占城镇建筑总能耗的20%以上；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年耗电量约占全国城镇总耗电量的22%，每平方米年耗电量是普通民居的10～20倍。
潘支明曾在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工作过，以前，每年6月份他都会参与节能宣传周，带着印刷的小册子，进入社区向普通民众普及节能环保的理念。他发现，不少人对宣传册上讲述的一栋商场、一栋办公楼每年耗能多少的内容，显现出一脸的茫然。
事实上，就像人每时每刻都在消耗能量一样，一座大楼想要维持照明、空调、采暖及其他电器设备的正常运转，常常会以令人咋舌的速度消耗能源，据统计，国内的大型公共建筑，其照明和空调系统每年会消耗上万吨标准煤，每年的碳排放量超过5万吨。这意味着，令全球警惕的温室效应和令国人苦恼不已的雾霾，都与这些大体量公共建筑的耗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事实上，2005年的时候，一组调查数字曾经频繁见诸报端：我国政府机构年电力消耗总量占全国总消耗量的5％，能源费用超过800亿元，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超过世界头号耗能大国———美国政府机关1999年平均水平的33％。次年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便公布了一份《关于加强大型公共建筑和政府办公建筑节能工作的通知》。这是有关政府部门首次明确出台对大型公共建筑节能问题的政策通知。
但在江亿看来，一些怪现象也在这十年里频繁发生。根据每年撰写白皮书期间在各地的考察，江亿发现，有些地方为了获得政府对太阳能光伏、水源热泵、地源热泵等技术措施的财政补贴，即使并非节能需要，也要强行采用这些技术。还有的地方，在新建的大型公建建筑方案还没出来之前，就要求做节能篇，结果提出了一大堆不切合实际的节能方案。
据他回忆，清华大学早期曾以北京的一些机关单位大楼为试点，做一个目的为“帮政府打造一套节能管理工具”的课题，结果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有的单位担心这样会不会让上级政府部门知道自己的能耗高，将来会下达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江亿的学生，参与过这项课题的博士王鑫说，“说服他们花了很大力气，有时候也要看‘缘分’，话都说尽了，对方还是不同意。”
相比于江亿，潘支明如今更多把关注重点放在国际大型公共建筑节能问题的研究上。据他介绍，虽然各国的节能政策都不尽相同，但常见的做法，基本上都是改换节能材料，使用节能设备和降低中央空调的系统能耗。“技术上的东西容易解决，关键是动力的问题。”他对记者说。
某种意义上，数据的公开让节能成为了看得见的竞赛。一次研讨会结束后晚宴上，来自美国的一位参会者向潘支明讲述了数据公示的影响力。这位负责人告诉潘支明，他们曾在全世界范围内，用问卷的形式调查过到底什么因素更有利于促使业主节能的行为变化，结果发现，即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节能政策之下，“同类业主之间能耗排名”的影响力PG电子，均超过了“资金的回报。”
潘支明告诉记者，在中国，这种改革思路尚没有进入政策层面的考虑，而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数据的公开问题。“2000年以前，想了解一栋大楼能源消耗量是多少，很少有人说得清。直到学界开始关注以后，有关部门才开始关注和介入。”江亿回忆道。2004年，国家计划修订《节约能源法》的时候，江亿就曾两次写信给国家相关部委，建议公开大型公建的能耗数据。
除了上帝以外，任何人都要拿数据来说线年过去了，令江亿失望的是，作为第一个建议公开建筑运行能耗数据的学者，他自己尚且未拿到过任何能耗监测数据。据统计，截止2012年底，全国已经累计完成四万余栋公共建筑的能耗统计，但其监测数据却依然以神秘的姿态示人。
江亿记得，自己曾向掌握和管理这些数据的有关部委申请过公开，“先是要等领导批示，然后又说涉及到机密和知识产权，反正转来转去最后也没拿到。”电线岁的院士有些忿忿不平地说。这样的“保密”方式，使得他对监测数据的质量表示出怀疑。不久前，曾有一家媒体试图通过各地住建部门查询公示情况，除了“涉密”、“不予公开”、不作回复之外，他们只得到了114栋大型公共建筑的耗能数据。
在清华大学暖通空调专业博士王鑫看来，数据之所以迟迟未能真正彻底公开，主要原因在于当初建设监测平台的时候，对于数据该怎样用PG电子，并没有全盘考虑清楚。“住建部颁布的相关制度政策都是约束平台怎么建，需要满足哪些协议和标准。没人关心用的事情，所以数据能不能用，好不好用，都没有及时的检验。”王鑫分析道，“而那些花费了大量资金和力气所得来的数据被采集上来，就只能‘死’在服务器里。”
“学者拿不到数据，不仅很多研究难以开展，还使得市场上更具分析能力和解决办法的企业无法参与进来。”潘支明抱怨道，“更重要的是，无法起到通过数据公开倒逼大型公建节能减排的作用。”
在他牵头撰写的报告中，纽约市政府在数据公开的问题上曾积极地与能源供应商、行业协会及市属各部门沟通协调。纽约市政府大楼也率先参与了公共建筑能效对标和公示，甚至连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社交网络推特上的签名也曾改成了：除了上帝以外，任何人都要拿数据来说话。
在潘支明看来，因为国情的差异，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纽约的方式，但至少可以思考：以什么样的方式公开数据，既保证不泄露机密，又能让社会起到监督作用。
这位曾经服务于政府部门的研究者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深受拿不到数据之苦，不过，他倒是由此掌握了一项令人哭笑不得的“新技能”——通过拆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去推算大型公建的耗能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