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电子说到故宫的建筑之美，我们总会想到红墙黄瓦，那些琉璃飞檐，描画得精致的纹理图案，还有各种走兽与背后的建筑黑科技。面对着这片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宫殿群，人们可以追溯建筑中梁柱的原产地，可以探索每一块琉璃瓦的制作工艺，可以讲述这座宫殿与光影的完美契合。然而，这些外在之美的核心聚焦于故宫的建筑理念，那些独特的设计背后是政治的实用性与帝王的荣耀感的结合。
当我们翻开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祝勇与著名摄影家李少白合著的《故宫建筑之美》，我们能看到从表象到内里，从故事到原理，故宫的建筑所透露出的美，在两位作者的具象下呈现出怎样的独特之处。文字由祝勇撰写，图片则由有着“故宫摄影第一人”之美誉的李少白配置。书中遴选了故宫中有代表性的建筑，以文化散文的笔触讲述了其历史渊源、建筑形制和审美功能，并细述了与之相关的人物、故事、历史变迁，由此围绕生命、权力、家国等主题做出了深邃而独特的思考。
洪武十三年（1380年），年轻的燕王朱棣带着徐达的爱女离开了南京城前往曾经的元朝大都北平。朱棣在北平的住所燕王府，早在朱元璋生出册封儿子们为诸侯王的计划时，就已经开始营造修建。历史上对于朱棣燕王府的位置也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燕王府在太液池西岸，元皇宫的西宫内；还有学者认为，燕王府就在元朝紫禁城的大内中。
据史料记载，燕王府的正殿叫承运殿，面阔十一间，次殿圆殿、存心殿，面阔皆为九间。在古代皇权社会的礼制中，十一间、九间的规制，只有皇帝才能享有，而王府的规格，最多只能在九间或九间以下，很显然燕王府的规制已然僭越。这也成为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指控朱棣的把柄。
朱棣面对指责，曾自我辩解过，他说道，燕王府就是以前的元朝皇宫，他住在这里也是朱元璋的意思，二十年来他没有修缮、扩建，所谓的不同只是利用了元朝的旧建筑。朱元璋当初让朱棣住进这里，也是因为明初百废待兴，与其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不如直接把元朝故宫改做燕王府。对此，朱元璋还特别发过口谕：“除燕王宫殿仍元旧，诸王府营造不得引以为式。”让其他皇子不得效仿。
元朝皇宫的资料中显示，太液池东边的元朝大内正殿大明殿面阔十一间，太液池西边的隆福宫和兴圣宫的正殿，面阔只有七间。基本上可以判断，朱棣燕王府的正殿承运殿就是曾经元朝天子上朝的正殿大明殿。元朝皇宫的正殿大明殿，大概就在今天紫禁城西路慈宁宫的附近。而元皇宫的三大殿则被朱棣改建为仁智、大善、仁寿燕王府三大殿。2016年故宫博物院在对慈宁宫花园发掘时发现了原燕王府仁寿宫的旧址，证实了嘉靖时期，为了供蒋太后居住，而拆除的仁寿宫就在慈宁宫下。
今天武英殿前那条弯曲的御河，就是曾经元朝皇宫的金水河，金水河上的三座青白石桥，也是后来燕王府的金水桥。虽然后来有修葺改建，这三座白石桥仍有一座保留到了今天，这就是武英殿东的彩虹桥，论起来这座桥算是元代的遗物。
靖难之役夺取皇帝之位没几年，朱棣就有意迁都回北京，至于为什么要迁都，史料中并没有记载，康熙皇帝就曾翻遍《明太宗实录》没有找到一字记载，作者也并没有猜测，而是将重点放在朱棣日后的行为上，理解朱棣为什么不留文字记载。明初曾修建南京、凤阳两座都城，且凤阳劳民伤财后还以烂尾结束，对于刚夺取政权的朱棣来说，此时又要修北京城，朝臣的反对是必然的，这还会影响到他执政的根基。
朱棣营造紫禁城的工作采用的是迂回策略，他以燕王府作为自己北狩的住所，开始了“修补”工作。朱棣又总是亲征鞑靼和瓦剌，住在北京的时间越来越长，督造紫禁城的意思也越来越明显。元朝的旧宫殿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被大规模拆除，唯独燕王府被朱棣留了下来，为了保存燕王府紫禁城只能整体横移。燕王府西侧为太液池，西边没有空间了，新宫殿只能往东移。于是，工匠们在北京这块土地上重新寻找中轴线米处，落了根，成为后来的紫禁城。
新中轴线的确立，也让燕王府的旧三大殿成为紫禁城西路的主要建筑。为了与东路的文华殿对称，在燕王府三大殿的南边又加盖了一座武英殿。如果细看武英殿，人们也会看出端倪，武英殿门口离内金水河实在太近了，在布局上显得有些局促。
中轴线的东移，让燕王府成为西路宫殿组，更是错开了元朝皇宫，让蒙古人“逐水而居”的皇宫营造理念，重新回归到农耕民族坐北朝南、靠山依水的营造理念上。
北京故宫的建设，也是以三大殿的架构为主，沿着中轴线向两侧扩张，并把旧元朝皇宫、燕王府等建筑群容纳其中。作者将史料中营造的礼制与实际建筑结合，讲述在故宫中传统理念的运用与创新。
故宫这种一路承袭的布局，究其根源要追溯到周代确立的宫殿制度，在《周礼》《礼记》《仪礼》中都有“天子诸侯皆三朝”的说法。书中作者通过各种传统理念细讲这种被称为“三朝五门”的布局制度，按照阴阳的布局，外朝为阳，内廷为阴，奇为阳，偶为阴。在这种理论下，外朝建筑布局多用奇数，而内廷建筑多用偶数，比如三大殿、东西六宫等PG电子，奇数偶数也分别代表着工作和生活。
“三朝”指的是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域，外朝、燕朝，分别举行大规模礼仪性朝会、日常议政朝会和定期朝会。而将其分割出来的“分割线”则是五座大门，明代五门为大明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清代的五门为、端门、午门、太和门和乾清门。
划分出不同的区域，用门楼相阻隔，等级因距离而拉开，形成了制度上的仪式感。作者在书中举了个例子，以明朝为例，朱祁钰登基那天，文武百官在奉天殿（太和殿）跪听即位诏书。听完诏书官员们就开始往外走，然后到承天门（）外，等待诏书在这里颁行天下。宫内这边，诏书被仪卫官护送出午门，放在龙亭内，卫士抬起龙亭跟在皇帝的御仗后面，出午门、端门，登上承天门。
承天门外金水桥上跪满了官员，再听一遍诏书后，宣读官将其放入礼器中，缓缓从城楼上降下诏书。城楼下的礼部官员，将诏书再放回到龙亭里，并护送至位于大明门东侧的礼部，刻板印刷，而后颁行天下。这样一套过程，就是从内朝到外朝的全过程，除了重要的政令由此发行到全国外，日常的亲民谕旨也是由此发出。每月初一，被选出来的地方德高望重的老人会站在金水桥南等候皇帝谕旨，谕旨多是为了表达亲民重视务农，防灾防盗等日常慰问。别看这种谕旨没什么新意，但即使是嘉靖、万历这种多年不上朝的皇帝也不敢怠慢。
从大明门进入皇宫的领域，再到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这一步步脚印塑造出了故宫这座宫殿群的仪式感和威严感。当我们感慨故宫的建筑，去拍摄那些大殿广场、屋角飞檐时，才能体会到故宫美的根底，就是来自对古老礼制与仪式的认同与反差。（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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